不论江歌案定论如何，这些事我们也该了解
赵慧整个案件中，人们生气的也许是“不该如此”，那么，到底该怎样？
去东京地方裁判所426号法庭的人在减少。
这是东京留学生杀人案件庭审现场。第一天，有308人排队抽选31个庭审旁听席位，第二天，这个数字就降到了200多人。
归结于日本特殊的庭审制度，除了庭审参与者，没人能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。从检方陈述、辩方陈词，到证人陆续到庭，曾被猜疑的事实经由一点点从庭审传出的消息拼凑到一起，加上翻译的斟酌，这些信息交汇在一起，有时合理，有时矛盾。
“我觉得吧，杀人就要偿命。”庭审第一天，等在426号法庭门前走廊的一个学生用中文说。但几乎所有人又似乎“很明白”，让犯罪嫌疑人陈世峰“在日本的法律框架内被判处死刑不大可能”。经过11月的舆论狂潮，几乎每个了解事件的人都有了自己的观点。
一群外国人簇拥在法院前等着上庭，这也是东京地方裁判所不太常见的场景。在这一个月里，人们愤怒，争吵，筋疲力尽。每个人似乎都拿着一些事实的碎片，但也没有人能讲清楚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。事件直戳人心的焦点集中于两处：保护朋友的人被朋友的前男友刺死，获救朋友暧昧不清的态度让围观者心生寒意。
这个情绪，就像一团迷雾中出现的一根激起所有人共鸣的钢索。还有一些细节并不清楚。离判决日还有7天、5次庭审。12月20日，东京地方裁判所将会对江歌案做出宣判。
案件会有结论，但在此之前，没有迹象表明，这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——它之所以让人觉得近在身边，也是因为每一个出场者都是大多数人生活中会遇到的人。如果要降低它再次发生的可能性，还需要我们问几个问题。
在整起事件中，犯罪嫌疑人呈现出跟踪、威胁、暴力等行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骚扰、跟踪与威胁都属于暴力行为方式。我们采访了妇女权益倡导者、反家暴工作者冯媛，她也是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共同发起人。在一开始的描述中，我们想从最初亲密关系之间的“沟通”谈起，但冯媛不觉得问题在这里。
Q1：如果单看这几个年轻人的关系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有哪些本应注意却没有得到重视的事？
冯媛：如果在报道上将沟通作为一个重点，那就是转移了注意力。暴力其实是犯罪，不能把它化作沟通问题。如果对暴力的零容忍没有成为常识和共识，谈沟通则非常危险，因为沟通是双方的，有沟通问题就是双方的问题，这样受暴者会被批评和苛责，而施暴者的暴力会变成不良沟通的应对方式，无形中为暴行减责，这种思路，会变成双方各打五十大板。
Q2：通过这次事件，为了不让其再次发生，有哪些值得警醒之事？
冯媛：在任何情况下，沟通不好，都不是施暴的理由。不光是这个案子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用暴力解决问题。男性的成长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是对暴力有条件认可的过程。男性气质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“掌控局面”，暴力是掌控局面的一种手段。目前在男孩教育中，非暴力教育仍在缺席。
现在要强调，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受害者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施暴者此前在国内曾交往过的女友，在发生暴力后求助，学校当时的处理其实是纵容暴力，让施暴者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问题。处理就是最好的预防，一定要根据施暴情节做出相应的处理，这才是最好的预警。
另外，任何时候都要支持报告暴行、求助的人，而非打压他们，让他们忍。只有这样，家庭关系、恋爱关系、追求关系中出现暴力时，人们才会求助。
Q3：有法律基准支持这些报告求助行为吗？求助有流程吗？有什么不足之处？
冯媛：1990年代以来，国际社会都有关于反家暴法的共同基准，也有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，国际社会都有明确规则。目前，全球有124个国家将家暴视为可追究的犯罪。这些就是基准。
中国也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，而且对不管法律机构还是服务机构，都有相应的职责要求，关键是法律的实施中认真对待到什么程度，也取决于官僚主义减少到什么程度。
中国虽然没有全国统一的流程指南，但是用关键词搜索的话，都能找到求助、处理的方法和步骤等。紧急情况时打110报案、或事后跟派出所报案、向社区及村委会要求帮助和处理等。重要的是，该处理这些问题的人，是否能为受害人提供切实帮助。而且，只有求助变多了，问题才能得到重视。
Q4：现在关于家暴的很多法律与表述集中在“配偶”“家庭”或者“共同生活者”之内，那么像这次的恋人关系，是否也值得关注？
冯媛：就常识来说，恋爱追求中的暴力也是被包括在内的，虽然没有明文列出，但是公认法律保护追求、恋爱的关系人，实践中这类求助都是有成功得到支持的。
不管什么场合的暴力都是犯罪，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亲密关系、恋爱追求、家庭关系中的暴力？正因为人们一直不重视，所以才要突出强调。
Q5：在江歌案里面，江歌家其实谈不上是一个庇护所的概念——因为施暴者知情，所以后面又出现了跟踪甚至杀人，那么，在遭受暴力时，是不是更需要一个与施暴者隔绝的庇护所？
冯媛：庇护所是需要的，它是应急的去处，是中途之家，是过渡之家。庇护所不是永久居所。朋友的家有时也有庇护作用，有时求助者由于庇护所满员或不喜欢、不信任庇护所而更愿意去朋友处，也不是所有的家暴受害者都会杀人。所以，一方面要有庇护服务，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庇护所只是多机构多方反家暴的一环。（江歌案中最关键的环节不是没去庇护所。）
Q6：在江歌案发生后，一些评论觉得，江歌帮助朋友却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实在让人心凉，那就大家自扫门前雪吧。你怎么看这些态度？
冯媛：现在案件还没有审理结束，还有一些细节不知道。但根据我看到的信息，江歌并不是忽略了危险而去帮助别人，她无法预料她所遇到的致命危险因而不可能防范。这不是她的错。永远有一些人事后诸葛亮，对助人者求全责备，阻碍人们去干预家暴，正因为有这种态度，家暴等恶行才能普遍存在。
我可能信息不全，从现在看来，江歌并不是什么临危不惧、奋不顾身的这种帮助，她是很平常的帮助方式。在遇到高危施暴者时的确可能会有危险，大家都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但更普遍的问题是，人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或家暴面前缺乏助人之举、没有求助，而不是勇于帮助的人太多。
这次事件虽然发生在日本，但对中国也同样有参考意义。中国与日本都有反家暴法的法律框架，但我们可以从第三部分日本的调查报告中看出，“求助”意识的唤起、“求助”比例仍需要进一步上升。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发布的中文版求助指南——希望它能唤起海外、尤其是在日华人的反家暴求助意识。可即便有了框架，受害人没有求助，伤害事件依然会发生。
为了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，应该做到什么？
1，帮助人们认识到反家暴问题的教育，这种教育也许应该从学生时代开始。不仅是本国教育，留学生在新生活圈生活，构建新的人际关系，学校也需要针对留学生们开展反家暴教育。
2，受害人要有求助意识。只有求助的人多了，事情才会得到重视。
3，法律框架与求助流程需要建构，服务机构与人员要有救助意识。否则，单纯强调受害者要有求助意识，不仅无济于事，有时反而增加二次伤害。现实中，由于各种传统观念，如把暴力看成沟通问题、各打五十大板，甚至责备受害者，觉得是受害者没做好、导致招致暴力，以及更加传统地要求受害者忍让，也充斥在警察、法官、社工、学校工作人员等群体的观念和行为中，让求助者有顾虑，甚至直接打消受害者的求助积极性。
4，全社会都要反家暴，这是法律理念。求助朋友也是一种不能否定的求助方式，朋友也是反家暴的一环。另外，留学生等居住在海外的群体，需要了解当地的反家暴法律框架和服务资源，助人的朋友也可以代为报警、代为求助当地的社会资源，这也是帮助。无论是本人还是朋友、室友、邻居，需要评估一下自己遇到的亲密关系暴力/家暴的危险程度，做好相应的防范，求助时注意安全措施。
5，不能纵容家暴行为。对暴力行为的处理才会是最有效的预防。
(视觉设计|王方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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